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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而后勇,珍重待春风

有些事要回头看才知道自己的轻慢无知。1月10号我们飞去香港办点事,一上飞机目瞪口呆,发现过半乘客都戴上了口罩——基本上应该都是香港人。那时香港已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启动“严重”级别应变并严阵以待,但疫情尚未引起内地民众的警觉。我深深记得在网上看到专家说“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央视新闻通报8位造谣者被依法惩处,大义凛然地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而且我真的信了。 坐在飞机上环顾四周,我和铭基相互悄悄翻着白眼,都觉得香港是不是反应过度了,还暗暗嘲笑“香港人真的好怕死”…… 我还清楚地记得,1月18号大家还在网上吃瓜痛骂“故宫大G女”,然后,从20号钟南山确定说出“人传人”开始,一切急转而下,世界翻天覆地,每天都有更坏的消息。 23号是我们春节全家出游的日子——回国后每年春节的惯例都是和父母一起出门旅行,按计划我们23号从北京出发,我爸妈24号从南昌出发。一大早铭基就把我推醒说“武汉封城了”,老爸也发来微信问“形势严峻,计划照旧?”是的,这时出行有被感染和扩散感染的风险,国家也鼓励大家原地不动;但说实话,我们还是不甘心为此放弃旅行计划,同时也心存侥幸,觉得也许没那么严重,尤其去国外应该没事儿吧……而且我们去的是炎热的东南亚,不是都说病毒不喜欢高温吗? 口罩和酒精消毒液已经买不到了,所幸家中还有点存货。在那之前,北京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然而23号当天在机场,目力所及九成的人都戴上了口罩,神情肃穆,忧心忡忡。飞机升空后,狭窄机舱里竟有种几乎能从皮肤上尝到的如释重负。 铭基凑过来说:“真的有点像逃离什么什么……” 我忍不住点头:“逃离西贡的最后一架直升机。” 出发当天我读到财新网对管轶教授的采访,他认为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文章出来一堆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说他哗众取宠制造恐慌(如今被狠狠打脸),但我相信他的专业性,而且他的预测与英国帝国理工科学家的模型推算都比官方数据悲观得多,令我惊疑不定,意识到事态也许空前严重。然而那时我们心中还有种近乎天真的乐观信念,觉得武汉已经封城,全国资源已大规模集结,也许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也许当我们旅行归来时,生活可以大致恢复常态——真是讽刺啊,此刻我坐在桌前打字,手机里充满末世气氛,窗外是凄凉死寂的京城。 之后的旅途回忆起来恍如一梦。我们先在曼谷待了两天,然后飞去新加坡,从那里登上“海洋量子号”邮轮,途经马来西亚的巴生港、槟城和泰国普吉岛,5天后又回到新加坡。印象中从未有过如此心神不安的旅行,每个间隙都在刷手机看新闻,就像在两个平行世界之间不停地往返——一边是阖家团圆,一边是妻离子散;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哀鸿遍野;一边是碧海蓝天,一边是水深火热。 无须讳言,旅途中常有快乐的瞬间。你会完全忘记了武汉的悲惨境况,沉醉于美景美食与天伦之乐。然而每当你一转眼重新想起那一切,感觉都像是被现实狠狠拍在脸上,再次被焦虑担忧压倒,更多的是没留在国内与大家共度时艰的羞耻与愧疚。还记得在邮轮上听船长致欢迎辞,人们端着酒杯拍掌大笑,笙歌鼎沸,欢天喜地。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仿佛在梦里一样,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荒谬而不真实。生命浮在那些欢声笑语中,越漂越远。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外自然也非“免疫”之地。到达曼谷时,泰国已有5例病患确诊,到达新加坡时当地也有4例,而且数字都在与日俱增。人群拥挤的地方已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到了国外一定能轻松买到口罩,谁知到处都已售空,新加坡各家商店直接贴出醒目的中文告示“没有口罩!”。如果不是在曼谷某个偏僻的小店幸运地买到了几包,我们回到北京简直要弹尽粮绝。 随着武汉和中国各地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急剧上涨,不断刷新的不只是我们对病毒与疫情的认知,甚至还包括了对自我的认知。由于新加坡的朋友不少,到达之前我们已经计划了三场不同的聚会,其中包括在一位本地朋友家里举行的、有30多人参加的大家族聚餐。直到另一位新加坡朋友忽然发来信息,说刚得知她不久前从广州飞回新加坡的航班上有人确诊,问我们是否介意,是否要取消见面计划——我们这才如梦初醒,蓦然意识到自己也可能会给这些本地朋友带来不便。说到底,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并非一厢情愿中的无辜者,而是可能携带病毒的外来威胁。 于是我们赶紧向朋友们一一解释并取消了所有的约会。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因为后来随着新加坡疫情蔓延,政府也开始管控那些接触过从中国来的访客的国民。在很多学校,家中有过中国访客的学生,必须自行隔离两周才能重回课堂。 登船前几日已收到邮轮公司的通知,说因为疫情严峻,很抱歉无法接收来自湖北的乘客。上船一看,中国乘客的总体数量显然也比往常少得多,甚至被越南大大超过。不少越南家庭和旅行团从第一天起就全程戴着口罩,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每次大家目光相接,我都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透露出丝丝恐惧。不过,其实中国乘客相互之间也躲得远远的,绝不轻易开口聊天,明显比平日里多了警惕——大概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关系。   随着疫情发展,我们的旅程也开始受到影响。邮轮之行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一大早忽然广播通知,所有来自中国的乘客不被允许下船。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明文禁止中国游客入境,估计是巴生港当地自己的决定。 第二天停靠槟城。同是马来西亚城市,能允许上岸的几率想来不高,中国乘客之间一片愁云惨雾——三站里有两站没法登陆,此行还有何乐趣可言?谁知一波三折,船方得到的通知先是“也许可以”,然后是“不可以”,不久又忽然变成“可以”——大家的心情如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槟城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美食众多,淳朴幽静,充满南洋风情,而且普遍对中国人很友好。我至今仍偏执地觉得,也许这就是槟城最终未将邮轮上中国乘客拒之门外的真正原因。 第三站普吉岛可算风平浪静。患难见真情,这一次泰国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暖心——免费治疗不分国籍,免除中国游客因疫情滞留泰国的滞留罚款费用,也没有对中国游客采取限制入境措施……普吉岛的许多小店都贴出了为武汉和中国加油打气的标语,甚至还有商家免费发放口罩。 然而当晚回到船上,猝不及防又有来自新加坡方面的坏消息:由于疫情的扩展,新加坡政府决定自2月2日零时起,禁止所有过去14天曾到过中国大陆的旅客入境新加坡。而我们的邮轮正是在2月2日回到新加坡,原本的计划是在新加坡再待一晚,第二天(2月3日)飞回北京和南昌。 这则通告来得突然,大家都不知该如何解读和反应。邮轮停靠在新加坡的码头,我们要下船自然就要重新入境新加坡。真的会禁止我们这种特殊情况的旅客入境吗?具体又会怎样操作呢?退回邮轮上应该不可能,会不会来几辆大巴直接把中国人拖去机场?如果当天没有航班,我们又该怎么办?像《幸福终点站》那样被困在机场吗? 焦虑困惑的同胞们涌去邮轮上的问询处,但船方工作人员也一问三不知,只是猜测能入境但必须当天飞走。爸妈从新加坡回南昌的机票并非每天都有,我们赶紧行动起来,买了2月2号从新加坡飞曼谷的机票,想着至少可以先飞走再从长计议。 (后来看到那些“恐怖邮轮”的新闻才感到一丝后怕,明白能下船已是天大的幸运了……) 这张机票最终没被用上,因为新加坡政府后来网开一面,只要求我们在入境的48小时内离开——刚好和我们最初的计划没有冲突。不过说实话,我们也早就想离开了。一路上的各种不确定性,各国民众避而远之的态度,再加上我们自身的愧疚和牵挂,这一切叠加起来,让一颗心沉重得无法再吸收任何游山玩水之乐。看看我爸,一路上几乎住进了手机里,在异国街头一边走一边戴着耳机听新闻,心思早已飞出十万八千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我理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恐惧。国家太小,无法承受疫情扩散的打击。这算某种歧视吗?其实也未见得。此行我并不认为自己遭遇了直接的歧视,但也的确在网上看到了不少“仇华”的歧视言行。可是我也想说,责怪国外歧视中国人的人,首先也请你们不要歧视自己的同胞。 我无法忘记在武汉封城之初的那些天里,网上对“出逃的武汉人”铺天盖地的攻击。到处都是用方言骂武汉人的段子和抓贼般的举报,所有出了省的武汉人都被视作移动的病毒源,无数酒店禁止他们入住,“土法封路封村”演变成舆论狂欢……真令人心寒啊,武汉人错在哪里呢?绝大多数人没吃野味,也没故意祸害别人。封城前离开的500万同胞并没有违法,而且大多数是在官方公布疫情严重性前离开的——话说回来,就算怀着恐惧自保之心,难道不是人之本性? 指责受害者是我们社会一个扭曲却常见的现象,在疫情面前更体现得登峰造极。记得吗?病患家的大门被一群人用铁杠封死,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被小区居民抵制回不了家……如果把防控疫情定义为一场战争,把疾病定义为敌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把错误归咎于患者和任何可能的患者,忽视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于是他们会为自己生病和可能生病而羞耻,从而更有可能隐瞒病情和行程。 而乖乖留在武汉的同胞们更是做出了巨大牺牲。封城后管理混乱,医疗资源严重超负荷,许多人得不到及时诊断治疗,轻症变重症,重症致死亡;而所谓的“居家隔离”又导致更多交叉感染不可收拾。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这座城市的人们几乎是被封锁起来一片接一片地赴死。相反,那些“出逃”的武汉人却的确在省外获得了更及时更充裕的医疗资源。看看省内省外天差地别的病死率吧,你真能在道德伦理上指责一部分人的逃生之举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武汉人”,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罢了。   疫情爆发后,非典时期的回忆排山倒海向我涌来。真没想到啊,时隔不到20年,我们竟要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少读者给我发来消息,说眼下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想起《藏地白皮书》,想到我和铭基在SARS蔓延时相识相爱,不失为某种残酷的浪漫。说实话,我只能苦笑。非典期间,我在大学封校前夕翻出校门,从当时的疫区北京飞去西藏,后来又为了爱情辗转多地,在外“流窜”一个多月后才回到北京。要放到现在,首先我很可能出不去,就算逃出去也肯定会被网友人肉,骂个狗血喷头——“你是想害死所有人吗?” 那时的防控形势和今日全然不同。当时人口流动性不高,SARS传播链相对清晰,疫情主要集中在广东和北京,大部分地区只需要隔离观察由京返回的人员。西藏游客寥寥,根本没人对我“防控”,偶尔有驴友知道我从北京来,也不过是开玩笑地假装打个哆嗦;非典时期北京的日常生活也几乎停摆,但与如今都在家里自我隔离不同,那时似乎鼓励大家去室外通风处做操运动,于是停课的校园里一堆人都在打羽毛球,外面不少餐厅都开辟了露天座位;那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全民戴口罩,甚至根本不知道口罩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很多人都是一个布口罩洗洗再用,甚至还有什么“铁口罩”的民间传说…… 我在《藏地白皮书》里描绘过非典时那种压抑而恐慌的气氛——“忧乐未知,阡陌不识,死生无常,人生如寄”;在某程度上,我认为自己的人生观也受到那场灾难的影响。然而彼时到底年少无知,再加上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相对简单,手机和网络都算新兴事物,信息渠道唯有报纸和电视。看着新闻里与日俱增的死亡人数,虽然心惊胆战,但没有故事,没有细节,没有现场感,终究像是水中望月,少了真实的切肤之痛。 经过17年的发展,如今的人口流动是非典时期的6倍,又刚好遇上春节,大大加剧了病毒的扩散。这种高速而广泛的传播是2003年不可想象的。身陷地狱的那种恐慌、惨烈、愤怒与绝望在手机另一端全程现场直播,而这一秒还在围观的人也许下一刻就变成了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仿佛正在亲历一场末日海啸,眼睁睁看那滚滚洪流吞没周遭的人,心里清楚自己正在见证惨痛的历史。这一次,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出发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再次戴上口罩,严阵以待,准备迎接海啸的洪流。爸妈眉头紧锁地捧着手机,我在后座帮毛衣整理口罩,铭基从前座回过头来沉默地看着我们。我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再次想起了《藏地白皮书》。是啊,那时我们是无知无畏的年轻人,不顾父母的担忧劝阻,一意孤行东奔西跑;如今却已加入了中年人俱乐部——地球上最怂的群体,上有老下有小,不敢死也无权死。你的生命不只属于你自己,就算为了家人也得小心翼翼地活着。   回到北京恍如隔世,短短10天却像是换了人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的那一刻,北京城惨白而缄默地出现,杜甫的诗穿越千年直抵人心。 在家隔离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你知道自己正身处一场特殊的战争(而它所谓的“胜利”也不过是把人命的代价降到最低),战争时期的生活充满未知而不可控,你像被流放到漂浮的冰块上,不敢去想冰块什么时候会溶化,迫切地希望这一切有个尽头;另一方面,在舒适的家中体验兵荒马乱,你知道自己已属最幸运的人群——至少一家人齐齐整整,不用冒险奔波,无须忧心食宿,还有书本网络可以解闷。 但不知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只能看灾难片,读那些有关医疗和疫病的书籍,完全无法承受任何轻松“正常”的话题。这显然是另一种“鸵鸟”的表现,就好像自己还有日常生活这件事本身已然构成了某种背叛。 身为一个长期自我隔绝的写作者,其实我的日常生活变化不大,只是多了许多与家里那头“神兽”正面交锋的时间。幸好神兽有遗传到我和她爸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对一切变化都适应得很快。除此之外,生活表面上的改变也不过就是一周只出一次门,每天只洗一次脸,一到晚上就想喝酒,还有近乎疯狂地想念哈哈镜的牛蛙鸭舌海鲜菇,以至于每天都上“美团”焦急地打探——唉,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想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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