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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碎片(下):路过唐诗现场

千年一寺看佛光。传奇的佛光寺一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看系列”清单里,也已从书籍资料中看过许多对佛光寺东大殿的描述,但不知何故,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不知道它建在高台之上,处于山岩的环绕之中,甚至直接背靠岩壁。 这种疏忽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当我真的来到了佛光寺,从第一层院落往上看,只能看到树木掩映下一部分的殿体和屋顶,而你并不能确定那是否就是传奇之所在。就像古建筑中的影壁或“翠幛”,遮挡视线的同时也赋予观看者无尽的遐想。 穿过第二层的窑洞门,眼前是突兀而起的陡峭台阶。拾级而上,一座巍峨大殿在眼前徐徐“升起”。至此你再也不会有所怀疑——除了东大殿,谁还能以这种君临万邦的气势居高临下威压全寺呢?更何况,并不需要多么专业的眼光也能看出,眼前的大殿绝非常见的古建面貌。屋顶平缓,出檐深远,斗拱雄大,木门厚重,一派雄浑豪迈之象,不由得令人联想到——很奇怪,就算你对其背景知识毫无了解,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大唐风范。 在中国现存的三座半唐代木构建筑之中,佛光寺是最早被发现的一座。很难想象80多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站在殿前是何等样的心情。作为建筑专家,梁思成的第一直觉是它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的殿宇极为相似,“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那时他和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已经用6年时间考察了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但建造年代最早的只限于宋辽时期。终于,骑着驮骡在山西的群山峻岭中考察第1824座古建时,幸运之神姗姗来迟,隐藏千年的唐代佛寺显露真容,自此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京都、奈良去…… 一个地点之所以成为传奇,往往是因为名人或重大历史事件赋予它一种神话般的特质。但佛光寺是双重的神话,它被发现的过程和它的存在本身都是奇迹中的奇迹。 如今回头看,梁思成是以一种侦探般的假设和推理来计划野外调查的,当中也混合着天真的理想主义:他从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中,发现敦煌第61窟的《五台山图》壁画上有一座标有“大佛光寺”字样的寺院,当即判断大佛光寺极有可能存在唐代原建。因为从图上看,大佛光寺地处台外,香火供奉应该远不如台内寺院,缺乏重修殿宇的雄厚经济实力,只要不遭遇战火和自然灾害,应该有可能保有唐代建筑。 (网图) 可是谈何容易?火灾、虫蚀、战乱、地震、风霜雪雨、朝代更迭、灭佛运动……任何一个因素都是木构建筑的天敌。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但佛光寺东大殿的确就奇迹般地挺过了这一切(包括8次五级以上地震),历经千年,金刚不坏。更厉害的是它至今未曾落架维修过,完好地保存了唐大中十一年的原建原物。据说日本虽然也保存有建造年代甚至比佛光寺更早的木结构建筑,但一般每隔两三百年就要落架大修一次,每大修一次就要更换三分之一的构件,所以现在的日本木构古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体量相等的古建筑模型了。如此说来,佛光寺东大殿的确堪称第一国宝。 而这当中还有一个幸运的误会。梁思成以敦煌壁画为“藏宝图”,按图索骥找到稀世之珍。但其实他们发现的佛光寺已不是敦煌壁画中的佛光寺——《五台山图》中的佛光寺已在唐武宗灭佛时化为灰烬,而东大殿是在“会昌法难”十年之后重建的。也就是说,此珍宝非彼珍宝,但它仍是唐代的珍宝。 我不禁觉得,这样的幸运和奇迹都是上天对梁思成他们的褒奖。梁林都是富贵子弟、学术精英,本可以安坐书斋潜心学问,却不辞辛苦地连年在野外考察,为自己选择的事业鞠躬尽瘁。当时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满目疮痍,破败凋零,兵荒马乱,盗匪横行,他们可说是主动冒着生命危险在吃苦受累。每到一处,都要详细测绘、照相、画草图,甚至清洗梁柱。我读到梁思成考察东大殿的记录,说他们需要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檩条则已被千百成群的蝙蝠盘踞,照相时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无以言表。 “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梁思成写道,“因为那时我们生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正是这样的担当和毅力,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我也不止一次想象过自己终于站在东大殿前的心情。根据以往的“朝圣”经验,我以为自己会很了解此刻的感受:你左看右看,努力唤起并不存在的情绪。你试着对自己唱起颂歌:“XX在这里住过。”你说:“这就是伟大的xx事件发生的地方。”你说:“我站在他站过的地方,看着他看过的东西……”可并不管用。绝大多数情况下,什么都没有改变,理想中的感应并不会发生。也许这就是宗教朝圣和世俗朝圣的本质区别,我想,后者总是有可能让人失望,但你无法想象一个穆斯林会不满足于一生一次的麦加朝圣之旅…… 然而当我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了梁林所看到的——甚至还没有走近他们所看到的——我已经彻底被打动了。眼前的东大殿简直不像一座建筑,而更像某种自然力量,或是历史本身。从房檐斗拱,到大殿木门,乃至门前的古树和石经幢,都是货真价实的唐代原物。我之所见与80多年前梁林之所见几乎没有变化,与1100多年前落成时的变化也不算很大,甚至周围环境也几乎没有改变,一想到这里就简直要起鸡皮疙瘩。历史以真实的质感传递给你,你发现自己就站在1100多年前的时空现场,于是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殿外石阶前的经幢上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的字样,名列在诸尼之前。还有“大中十一年十月□□建造”的刻字,饱经风雨仍历历可辨。我看见有位僧人打扮的老者,不知是佛光寺的和尚还是管理员,正如数家珍地向几个游客讲解石经幢上的刻字。 “……没法确定年代嘛……大殿里面四道横梁上都有字迹,但看不清楚……后来他们快要走的时候,梁思成又往上看了一眼,他是个远视眼嘛——”他推了推眼镜,原本严肃的五官忽然活动开来,整张脸陡然绽放出笑意,“结果看到‘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这不就和经幢上的名字对上了嘛!那么梁思成就确定了,东大殿是大中十一年的建筑……” 殿内光线昏暗,塑像前竖着顶天立地的铁栏杆。举目四望,到处都是斑驳剥落的壁画和题字。我们仰头看了半天,想要寻找传说中的梁下墨书,却不知从何找起。我又出去,找到那位老者,恳请他指点一二。他本已坐下休息,二话不说又领我进殿,朝顶上某处指了指。我们拼命瞪大眼睛,试图辨析那离地足有八九米高的隐约墨痕,却始终不得要领。 “多看一会儿就看出来了。”老者用一种笃定的口吻说。 他是对的。随着眼睛逐渐适应殿内光线,“女弟子”三个笔画较为简单的字从混沌中脱颖而出,就像一条鱼忽然浮出水面。它们承上启下,于是其它的字迹也很快随之浮现——“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这里面的确有些不合常理之处:宁公遇既为“佛殿主”和送供者,却又非“功德主”,而梁下题记的排序也在“功德主”之后。我想起曾经读过的史料,说这样的称呼安排或许暗示着修建佛殿的资金来自她的亡夫(或家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的遗产。这位功德主此前一直被认为是权倾朝野的王守澄,但根据后来的研究,他更有可能是另一位“右军中尉”王元宥。无论如何,这位王先生在长安做官,佛殿落成时已经身故,妻子宁公遇为其续作功德,千里送供,于是得以题名梁下,刻字幢中,成为佛光寺的佛殿主,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我甚至看见了宁公遇“本人”。在东大殿佛坛的彩塑群中,有一小尊“躲”在巨大天王像右后边的俗家女子塑像,与那些高大魁伟的佛像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只有从某个角度才能看见。她穿着大领衣,袖手趺坐,面容丰满端庄,显露出潜心事佛的决心,一看便知是写实肖像。显然,佛殿建成之后,宁公遇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里,隐在宏伟大殿中一个极小的角落,以谦恭之姿常伴佛前。 (网图) “看见了吧?”再次相遇时,老者关心地问。 “看见了,”我说,“不说确实看不出来。” 他满意地点点头,又一次露出笑意:“多亏了梁思成的远视眼……” 老者有一种淳朴沉静的神情,气质介乎村民和乡村教师之间,观之可亲,令我不好意思纠正他的错误——远视的不是梁思成,而是林徽因。正是林徽因以她的细心敏感,让所有人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答案。是她第一个注意到横梁下有淡淡墨迹,也是她第一个辨认出了梁上文字,又立刻去殿前经幢处详细核查姓名。两相印证,东大殿的建造年代这才确定无疑。 (网图) 说是他的性别偏见恐怕有诛心之嫌,但女性学者的光芒往往被男性掩盖——即使他们共同参与同一项事业——这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实也不只限于学术界,女性经常在各种文本中缺席,她们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总是被男性角色所覆盖。令人欣慰的是,梁思成本人一向不吝于称赞林徽因的成就。就在发现东大殿的那一天,梁思成在日记中写道:“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个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妻子的珍重,那甚至是一种对作为整体的女性的尊敬。 梁思成把两位女子穿越千年的相遇视为某种宿命般的缘分。我看过一张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的“千年合影”,年轻的女建筑学家一只手搭在唐朝女殿主的肩上,肃然望向镜头,那画面的确有种不可思议的命运际会之感。面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里的宁公遇,林徽因似乎怀有一种既崇敬又亲近的感情。 (网图) “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她说,“让自己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身为女性的我忍不住猜想,林徽因之所以会与千年前的宁公遇产生某种情感联结,不只因为两人心中都有一份坚守的信仰或信念,也缘于一种同性之间的惺惺相惜——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漫长岁月里,她们都以自己的行动甚或存在本身,打破了女性仅仅是历史观察者的错误成见。   该说说佛坛上的那些彩塑了。 怎么形容好呢?我几乎整个人趴在铁栏杆上,既贪婪地看着它们,又简直舍不得看它们,因为心里明白这是一期一会的体验。 (网图) 塑像在民国时期遭到俗匠重妆的厄运,三位主佛甚至还被画上了龙袍。重妆后的色调过于唐突鲜焕,失去了淳古的色泽。幸好塑像的形体轮廓尚得保存,而它们与我所见过的所有古代雕塑几乎都不一样,大概只有敦煌的一些塑像具有相似风格。它们高大健挺,面庞丰润,恬静端庄;尤其是佛前的胁侍菩萨,长眉入鬓,似笑非笑,腰部微微弯曲,姿态婷婷婀娜,简直有种妩媚娇柔的闺秀风度。这些女身菩萨头戴花冠,裸臂露腹,仅以披帛、斜巾之类遮蔽上身,且衣物自然垂贴于身体,逼真地表现出丝绸的轻薄质感,令人想起唐代崇尚的“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总之,它们既崇高又亲切,既庄严又世俗,既端重又柔弱,神性与人性的结合微妙而和谐。大唐风流,宛然在眼。 (网图) 真羡慕梁思成和林徽因啊,看到他们当年考察时漫步在佛坛上的照片,很好奇那会是何等奇妙的感受——仿佛行走在佛国仙林,还是回到了古都长安?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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