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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魂落魄的春天

最近的生活啊,化用契科夫的话说,就是“天气好极了,希望几乎没有。” 我本想用“自由”二字替代“希望”,但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我毕竟还没被封控,目前仍然享有去附近遛个弯买个菜顺便做个核酸的自由。比起上海那些已被封在家中近两个月的居民,或是吉林那些五十多天不让洗澡、连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的大学生,以及许多几乎从未受到关注、却已在实际层面上“静止”了至少一百天的小地方……身在北京的我物资尚且充足,小区出入无阻,各种禁令也不过是五一之后才开始的事。四月春光正好的时候,我们还去郊外爬山赏花,打开手机却是哀鸿遍野,一时间只觉时空错乱,连自然中万物生长的力量都显出某种撕扯般的残忍。平日里理所当然的一切都变成了奢侈和背叛,我为自己仍能(暂时)享受正常生活而生出巨大的耻感与愧疚。 愧疚感绵绵不绝。我为无法帮助上海的朋友而愧疚,为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而愧疚,为知道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而愧疚。我为自己随时买得到冰淇淋而愧疚,为仍能快乐而愧疚,为想拥有得更多而愧疚。我也为这种愧疚生气,气自己又陷入了那类“比惨大赛”的逻辑怪圈,就好像痛苦是一场比赛,没有承受最多苦难的人便失去了抱怨或诉说的正当性。我更气自己因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而那些真正有错甚至有罪的人可会有半点愧疚?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世界维持它扭曲秩序的方式,”已经离开这世界的林奕含说,“生气才是美德。”我眼见着这美德在社交媒体上澎湃奔流,又毫无悬念地被吞没于看不见的血盆大口。如何反抗必然的旅程呢——当你以为拥有的一切都随时可以被夺走?像很多人一样,我只能一边忍耐一边生气,一边生气一边忍耐,努力保卫着底线和人性,以及某种似是而非的美德。 但更多的还是无力和挫败吧。有什么东西已经死掉了,而且它不会像春天那样去而复返。   春天正悄无声息地从指尖溜走。楼下邻居家小院里的玉兰花扑簌簌落了一地,街角泡桐树上团团串串的紫色小喇叭一夜之间便苍白如纸,继而零落成泥碾作尘。二环边的花原本开得热闹招摇,如今在满城静默中空余寂寥。绿叶收复了失地。天气依然好极了。自由正在动态清零。 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街道荒凉,行人寥寥,城市安静得就像回到了2020年初。但这又是两种全然不同的静默——那时凄风残雪,天地苍白,人们躲在窗后屏住呼吸,惶惶不安地想象着潜伏在外面的那只隐形巨兽;如今春和景明,草木疯长,喜鹊在绿色的欢呼中腾挪跳跃,嘲笑着这震耳欲聋的静默。 巨兽仍在那里,只是变换了模样:以前是凶险的病毒,如今则更怕某些突破底线的防控手段和无边界的权力。如果说此前仍心存侥幸,现在你知道它正在逼近,近到你已能看见它锋利的牙齿和黄色的眼睛。快了,你知道就快轮到你了。每一天都可能是偷来的最后一天,生活中唯一可计划的是明天的核酸检测。 为了某个遥远的目标,我们被鼓励一退再退——身体退回室内,精神消失在手机里,过一种简化版的“正常生活”。这也是一种无为之为,我们通过什么也不做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可人们是多么渴望能将被动转化为主动啊,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在上海的朋友纷纷报名去做志愿者。“现在都是凭一口仙气在续着那点实现自我价值的微光……”一位好友说,“还是想干点什么,至少穿大白服的时候不能刷手机,还能从一声声谢谢里抓住一点正反馈……” 囤货大概也是一种主动的方式。早在北京疫情升级之前,身边所有的人就都开始疯狂囤货了,身经百战的上海朋友们纷纷发来囤货指南,每个微信群里都在开展学习交流大会。那时我才蓦然意识到,原来我就是世界末日电影里那些忽然发现自己对灾难和混乱毫无准备的人之一。经过一番缺乏热情的讨论,我和铭基匆匆下单了一批食品和日用品,然后就瘫倒在沙发上累得说不出话来。对于两个一向得过且过的人来说,这种末日准备简直就像空手接核弹,荒诞得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生经验,一边奋力准备一边已在为自己耗费的时间精力懊悔。等待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努力,你消耗了巨大的能量来等待某个最坏的结果,渐渐已不知自己到底是希望它来还是不来。 在考虑囤货的过程中,我甚至感觉自己出现了某种思觉失调。当毛衣还在无知中兴高采烈地问我“妈妈你的幻想动物是什么”的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老母亲的答案竟然是一只“香酥鸡”……   “明天”或“未来”这类词语的含义已经彻底改变了,所有的计划都可能会变成笑话。面对完全无法预知的明天,我们的态度是“不必受苦的时候就不要受苦”。没有禁止堂食就去堂食,没有禁止出行就尽量出行,公园还开门就去公园,咖啡店还开门就去打包一杯咖啡。我们遵守防疫规定,但也不想再给自己加码。大家都不容易,楼下的小咖啡店不知还能撑到几时。 北京开始禁止堂食的前一天,我们在冰立方玩冰壶体验。正感慨着冬奥和金牌已恍如隔世,“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听上去更像个诅咒而非美好愿景,忽然看到手机里蹦出来的通告,吓得赶紧在禁令实施前冲去法国餐厅好好吃了一顿大餐。随着疫情防控升级,五一期间各景区客流大幅下降,我们又趁机去了趟一直没有勇气去的八达岭长城。雄关万里,游人寥寥,即使是二十年前也未见过这般冷清景象。 假期结束了,我们从偷来的小确幸中重返严酷现实。“肯定要恢复堂食的啊,”铭基自信地说,“怎么可能上班了都不恢复?”我摇着头,惊叹于他的天真。随之而来的新闻通告狠狠地教育了他。数字不肯回落,管控一再升级,北京各区此起彼伏地打地鼠。现在除了菜市场和超市,其它室内场所几乎统统关闭。每天的头等大事是出门排队做核酸,任异物一次次侵入身体,还自欺欺人地将之视为与外界微弱的联系。 我们努力配合,勉强适应,但这种状态总是难以维系。新的常态刚刚建立,我们好不容易适应了新秩序,这时一切又发生了变化,我们再次随着变化而变化。失望透顶的感觉贯穿始终,但失望说明我们仍有期待,仍然相信事情本不应如此。我们选择接受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生活终要回归正常。于是每样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结果都做到了。失望的预感和惯性其实早就潜藏在体内,如死亡般充满耐心。 四月底毛衣的学校宣布停课时,我再一次感到了那种几乎习以为常的五雷轰顶。作为一个非常喜欢上学的小孩,毛衣自然也大感失望。但乐观很快占了上风——“也有好处啊,”她用那种扮演乖孩子时常用的口吻说,“我就可以和妈妈多一点在一起的时间。” 我还能怎么办呢?只好做母女情深状抱住她,暗暗翻着白眼,同时心虚得要命。 没有人愿意把这样的童年强加给自己的孩子。童年才几年?疫情占三年。口罩长在了脸上,同学都在屏幕里,每天张大嘴巴被戳喉咙已成惯性。新冠肯定会影响所有人的心理健康,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的创伤。我甚至无法想象她将要去往的未来——我原以为沐浴着文明进步之光的未来,属于我的孩子的更好的世界。我们是不是把孩子带到了一个错误的时代?可是站在历史长河中回望,谁又生对了时代呢? 幸运的是,孩子并不像大人一样总是处在对生活的应激反应之中。每当我内疚于自己把她带到这个糟糕的世界,毛衣总会用她永恒的欢欣鼓舞治愈我的负面情绪。有时我甚至觉得那并不只是孩子的单纯无知,而属于他们凭直觉抵达的某种更高层次的智慧。记得从八达岭长城回来的第二天,我们正在排队做核酸时,毛衣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们就像回到了古代对不对?” “啊?”我们茫然不解。 “这个,”她指了指核酸的长队,兀自大笑起来,“哈哈哈!就像古代皇帝建长城。” 在向孩子解释世界时,我们难免会努力修剪事实,以适应一个小孩的理解力和感受性。但在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了现实的真实面目:童年比童话更强大,孩子从来不在我们的保护圈里。 我仍因不得不与毛衣24小时待在一起而饱受折磨,但也怀着极大的敬佩试图研习她的快乐。锲而不舍地从生活一切可能的缝隙里寻找快乐,这是成年人已然丧失的特异功能。她的每一个毛绒玩具和幻想动物都在最近这段时间举办了生日party,还召开了盛大的动物奥林匹克运动会。她在地毯上野餐,为所有的乐高小人贴上翅膀,把加了颜料的水灌进各种容器冷冻成冰,用纸笔和黏土创造世界万物——爸妈拒绝让她养鸟,她就自己捏出鸟和鸟笼;无法出门旅行,她就画出环游世界的机票;去不了游乐场,她就自造最疯狂的迷你过山车……她所创造的也许是快乐的替代品,但创造本身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身处如此魔幻艰难的时期,有个孩子的确就像多了个人质(现在还多了一只猫!)。但被她身上那种天地初开般的能量所感染,又仿佛觉得这世界仍有几分希望。想起我和几位好友曾在微信小群里吐槽那些热爱鸡娃更爱炫耀的“凡尔赛”父母,他们的孩子一个个天赋异禀出类拔萃。好吧,希望他们能改变世界创造历史,好友说,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从他们伟大的创造发明中享受普通人可以享受到的便利和幸福,我们就坐享其成吧!当下大家纷纷赞同——带着几分羡慕几分揶揄,如今想来却让人感慨不已。我仍然不认为我的女儿具有改变世界的才能,可至少她已经在改变我了。她的快乐和活力总在提醒我,即使没有反击的力量,但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保卫生活。而与我们所爱的人一起共度的那些时刻,会成为心灵之屋的地基,或许能支撑着我们挺过未来更大的风雨。 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先挺过这一轮居家网课的相互折磨……   上周我和毛衣都过了生日。说来也巧,我爸、我妈、我和毛衣的生日都在春天。毛衣的生日只比我早两天,于是每次给她过完生日便已疲惫麻木到完全不想庆祝自己的生日。更何况,随着生活中的事物一样样被取消——先是堂食,然后是地铁、商铺、网约车——日子变得苍白模糊,对时间的感觉也消失了,区分一天与另一天的主要方式是看新闻里又出台了什么新的防控措施。毛衣碎碎念着说她今年的生日不像是生日,我跟她说你就知足吧,至少还有蛋糕吃。上海的好友和女儿都在封控中度过了生日,家里没有面粉,想用电饭锅做个蛋糕都无计可施…… 疫情中度过的每个生日都让人恍惚而感伤,就好像自己的人生又凭空消失了一年。以前看村上春树的小说,发现他很多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永恒不变的37岁——一个既年轻又成熟的年龄,健康洁净,独善其身,用自律打败时间,知世故而不世故。想想真可怕啊,一转眼我都早已活过了那个黄金岁数,却眼睁睁看着时间白白流逝——既没有转化为智慧或创造力,也没有任何与年龄相匹配的“成就”可与人言说。 没错,今年的确出了一本书,可真正出版之际离写完已过去了很长时间,感觉上它已经是过去之物。就像生孩子一样,从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起它便已与我分离,只剩下被掏空的感觉,一种疲惫的伤感与茫然。我听说很多写作者都经历过同样的心理折磨:一方面,对于自己已完成的东西,再也不想碰它或谈论它;另一方面,为了宣传新书,你还是不得不谈论它,也不得不蜷缩成一个球,忐忑地等待着所有的评价。由于审美与能力的差距,作者本人往往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更不用说像我这样早就自知不是天赋型选手、长期深陷自我怀疑的作者。就连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保罗·奥斯特都曾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心声:“尽管他努力忽略那些对他或好或差的评价,弗格森不得不承认,亲吻的快乐褪去之后,刺痛的感觉还会继续很久……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出书,他会用蜡封住耳朵,用布蒙上眼睛,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耐心等到风暴最终过去,等到塞壬无法再碰他……” 不过,如果说疫情对我个人而言有任何“好处”,那就是它令我比往常更快地摆脱了那种忐忑和刺痛。在更大的灾难面前,一本小说渺小得几乎不值一提。与被封控的恐惧或是孩子不能开学的焦虑相比,关心是否有人喜欢自己的作品简直是种奢侈。这种情绪大概也算不上健康,但我决定将之视为某种消极的积极。世界已经这样了,只能放过自己。   这几年生日的空幻感也令我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是用旅行来丈量生命的。不是活在对下一次旅行的期待中,就是活在对上一次旅行的回味里。提到某年某岁时,第一时间被激活的是那年旅行的记忆。神圣的终点站,美妙的目的地,一次又一次的救赎之旅。失去了自由出行的可能,人生也变成了虚悬于时间之上的存在。 我试图用旅行作家保罗·索鲁的话鼓舞自己。他说旅行是一种精神状态,与存在或异域无关,而几乎总是一种内在体验。好吧,我决定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一理念,比如以一种游山玩水的心境在小区里踱步,努力识别不同的植物和鸟类;为自己举办“印度电影周”,尝试在精神上重返印度;或是一头扎进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在字里行间穿行于马来西亚的小城锡都——老实说,最郁闷的那段日子里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可能已经失去理智了。南洋小城的俗世男女与人情世态是如此真实,令我得以在那强烈的生活之感中(暂时地)摆脱生活。(同时也再次感到绝望——别人都写得这么好了,我还配写下去吗?) 但在更多的时候,就像心理学中的“孕妇效应”,我感觉生活中一切随机的事物都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当下发生关联,令你避无可避。随手拿起一本《莫斯科绅士》,发现它是关于一位俄国前贵族伯爵被软禁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里长达32年的故事;给毛衣读一本童书,里面那只小兔子看着远处的雪山,疑惑于自己“怎么可能既欢喜又忧伤呢”,而刺猬告诉它,“这就是渴望的感觉”;追看科幻美剧《人生切割术》,一个隐喻资本与技术合谋控制人类精神与身体的反乌托邦故事竟与我们当下的某些处境也不谋而合……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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