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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的相似

危险永远潜伏在日常事物之中:滚动的车轮,过期的食物,游泳池的下水口,地铁站台与车厢门之间的空隙……常识人尽皆知,但有些疏忽或意外更像是命运。当那个背包不小心从铭基手中滑落、又偏偏砸到前排阿姨头上的时候,我正忙着给毛衣打开麦当劳的早餐袋,只凭余光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事——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而大脑一时竟无法处理,无法将它转译为某种可以被理解的信息。 直到阿姨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声。 “呜呜呜!谁打我!”她边哭边喊,“哎——哟!有人要害我!” 气氛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就仿佛我们一下子一起被拽入了另一个时空。阿姨还在大声哭喊,我看见铭基正忙不迭地道歉,手足无措地查看她的伤势,而周围的乘客纷纷站起来,目光如一把把飞刀;但我感觉自己的所有反应都很迟钝,注意力无法集中,连听力都减弱了,眼前的画面却又亮又模糊。 我看了一眼毛衣,她坐在我和铭基之间,正专心致志地吃着早餐,脸上没有表情。不知怎地,这一眼结束了短暂的惊恐发作,令我重新回归了现实。而现实依然是一团泥沼,尽管我已尽力从中提炼出几个事实:一,过错无疑全在铭基;二,阿姨头上没有伤口或红肿;三,阿姨在向旁边的人们哭诉“还是很疼,特别疼,心脏也特别难受”;四,阿姨的先生、一位模样斯文的大爷,本来没和她坐在一起,这会儿也已走过来安抚老伴,并不时朝我们投来略带责备的目光。 乘务员也已赶到,正轻言细语地询问事件过程和阿姨的状况。这趟高铁开往北戴河,此时尚未发车,乘务员提议我们一起下车去医院做个检查以防万一,但阿姨和大爷都沉默着没有表态。“你到底感觉怎么样?”大爷不断地问老伴,语气开始有些不耐烦。阿姨哭声渐止,但仍表示“头疼”和“心脏难受”。 “肯定是吓着了!”旁边围观的一群北京阿姨七嘴八舌地说,“突然一个包掉下来!” 就在一片纠结混乱之中,铃声响起,车开动了。 由于阿姨本身有高血压,为稳妥起见,乘务员决定广播寻找医生。幸运的是这趟列车“含医量”很高,不到两分钟便来了两位。他们先是查看阿姨头部,量了脉搏,没发现什么问题,便让乘务员从医疗急救箱中找来血压计。没想到那血压计坏了无法使用,大爷又从自己随身行李中找出日常便携式血压计,结果因为没有电池还是无法使用……两位医生爱莫能助,只好再次测量脉搏。“应该没什么事儿,”他们含糊地说,“先休息吧,观察一下。” 车厢内暂时恢复了平静。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阿姨重新戴上帽子,仰靠在倾倒的座椅上,脸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毛衣仍在吃她的早饭,安静得一反常态。我和铭基偶尔对视一眼,无所适从,忧心忡忡。我试图看书,或是看向窗外,但根本不记得自己看了些什么。回想那段时间,唯一栩栩如生的是前排两位老人说话的声音——有时压低了,有时因委屈和怒气而上扬,却都如此清晰,虫子般钻进耳朵里——以及从座位缝隙中窥见的阿姨帽子的一角。而车厢本身却似乎消失了。连“我们正乘车前往某地”这一事实都变得既遥远又模糊,就好像发生在另一场人生。 毫无征兆地,阿姨突然又大哭起来。“……我就是……我心里就是特别不平衡!”哭声回响在寂静车厢,“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招谁惹谁了我!怎么就偏偏砸我头上……” 我半是同情半是心惊地听着,头部传来压迫感,想要尖叫,或是打碎什么东西。然后我发现自己又第一百零一次地在大脑里还原“犯罪现场”,想象那个背包砸在我的头上,想象它掉落的速度和力量,想象着阿姨身体吸纳的冲击波反射到我身上,仿佛我的器官与她相连。我回味着她说的每一句话,琢磨她的用词、哭声和语气——是不是有点夸张、有点刻意、有点疯狂、甚至有点狡诈?我知道在负责良知和理性的大脑区域附近,有一支冷酷多疑的黑暗部队已经集结起来,双方正进行激烈的辩论,彼此都同样有说服力。 正方:那个包挺重的,里面还有相机…… 反方:但它又不是从行李架上掉下来,是往上举的中途手滑了一下,根本没那么夸张…… 正方:但她是个70岁的老人!还有高血压!砸一下的后果很难预料…… 反方:可她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谁会第一时间大喊“有人要害我”?她可能本来就是drama型人格——你没发现连她老伴都有点不耐烦了吗? 正方:她那是被吓的!老人的精神本来就比较脆弱。 反方:她不会是想趁机讹钱吧? 正方:你说话也太难听了,人家的确是受害者! 反方:这种事可大可小,说不定还没完没了…… 正方:你怎么这么阴暗!如果是你爸妈被这样砸了一下呢?! 反方:反正我爸妈可绝不会那么drama…… …… 为了打断这场辩论,我开始吃早餐,喝咖啡。但咖啡尝起来是有苦味的恐惧,而恐惧的感觉就像是已经凉掉的猪柳蛋麦满分重重地压在胃里。我示意铭基也一起吃,但他木然摇头,显然毫无胃口。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周末短途旅行,只需两个小时便可抵达海水沙滩,但一个无心之失便可能粉碎一切,旅途还未扬帆便已沉入苦海。唉,真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稍有不同的宇宙里,铭基稳稳地把背包放上行李架,或是干脆放在脚边。什么糟糕的事都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地奔赴前程。 乘务员再次出现,问候阿姨身体状况,然后分别请大爷和铭基“借一步说话”。谈话在车厢连接处进行,在场者除了乘务员还有乘警,大爷谈完回座后铭基又起身前去,如此往复几次。有专业人士居中调停,这让我略感安心。我小声询问铭基,他说他的提议是车到站后他和两位老人一起去医院做检查,让我带毛衣先去酒店安顿。我默然点头,心里清楚我们都早已没了旅行的心情。 然而当铭基再次被乘务员叫去谈话时,得知大爷和阿姨并不想去医院做检查,只表示“如果身体有不舒服再去”。于是乘务员请铭基留下联系方式,万一有事老夫妇便可直接找他——也就是说,我们得准备好随时应对任何状况。 他同意了——怎能不同意呢?毕竟过错全在我方。乘务员离开了,沉默充斥在车厢里,周遭的空气像暂时风平浪静的水面,而水下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我又听见大爷和阿姨在前座窃窃私语,座椅间的缝隙在幻觉中不断扩张,最终横开了一道沟壑,将我们吞噬了下去。大脑里的黑暗部队再次吹响号角,“你们完蛋了,”首领冷酷地说,“以后她身体无论任何大小问题都是你们的错——说不定5年以后头疼脑热都要找你们负责……这是一个无底洞。” 我想象着我们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生活,而头顶始终悬着一把利剑。它随时可能劈头落下,将我们的正常生活碾为齑粉——在海边堆沙堡时,在给毛衣讲睡前故事时,在公司开会的中途,在夜深人静的睡梦里,在即将起飞的机舱中,在团圆年夜饭的间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谁知道呢?我们绝不会逃走,所以一切取决于对方的命运和良心。 人们都是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事情的呢?那些和我们一样的成年人,平日里是不是也会疏忽,也会犯错,也要在孩子面前强装镇定?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愧疚、怯懦、疑神疑鬼、自相矛盾?是否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内心深处的毒素如鲜血一般涌出,漫过你一向自诩善良宽容的本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当然——但这一切是否还有另一种解法? “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就像做梦一样,车厢里忽然天降神兵,打断我的自怨自艾,也带来另一种解法。事情已报告给列车长,温柔的列车员分别向双方解释,但列车长并不认可原先的解决方案。根据过往经验,他提议如果阿姨实在不愿立刻去医院检查,那么我们应当先行赔付日后检查的费用。而为了避免以后不必要的纠纷,他还要求双方签署“调解协议书”,证明事情已得到解决,赔付后若再有问题应由受伤人自行承担。 双方都立刻同意了这一提议。铭基后来向我转述,列车员让大爷说个赔付的数额,大爷却有些腼腆地让铭基先提。1000?铭基试探着问。不不,大爷连忙摆手,做个检查花不了那么多……这样吧,小伙子,你给500好了。 就这样,一切迅速地尘埃落定,甚至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签字,按手印,付款,坐在阿姨旁边的乘客还被要求写下了证人证词。协议书一式两份,各自保管。我感到巨大的释然,就好像有人交了赎金,令我们重获自由。而世界忽然重新活了过来,周围人群的声波如心跳般震荡不止,如此正常,如此真切。阿姨和大爷的絮絮低语也又一次从座椅缝隙间飘来,但语气中再也没有不忿和不甘——应该不是我的错觉——看来也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 “头还疼吗?”我听见大爷问。 “不疼了。”阿姨的声音从未如此平静。 “人一家是外地的,在北京工作,”大爷说,“也挺不容易……人也不是故意的,差不多得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这就是钱,我想,让世界重归和平的东西。它驱散了阿姨的怨气,它赦免了铭基的罪行,它终结了彼此的猜忌。我们是人类,能够理解人类所共有的执念:不幸更像是不公,而不公意味着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真奇怪啊,人们总是把钱和良心对立起来,就好像两者非此即彼;不不,在真实的生活里,有时钱也可以是良心的证明。通过这种被视为万能而肮脏的俗物,我们都得以向彼此做出某种证明。 铭基显然也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依然表现得像个认罪服刑的犯人。整趟车程中他几乎都只以半个屁股坐在座位上,战战兢兢,随时待命。当阿姨起身打算前往洗手间时,只见他如弹簧般即刻弹跳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就要搀扶护送。大爷立刻站起来挥一挥手,打断了他“将功补过”的尝试。 “没事儿了啊,小伙子,”大爷用一种安抚孩子般的语气说,“你呀,你就踏实坐着吧!” 也只有在矛盾得到解决之后,你才能以某种后见之明看清一些事情。我听见阿姨在与邻座的“证人”聊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一起意外,好像是她乘坐的车与一台拖拉机相撞,结果她“被撞飞出去,流了好多血”……“你说说,”她叹了口气,“我怎么总是这么倒霉?”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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