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而后勇,珍重待春风

有些事要回头看才知道自己的轻慢无知。1月10号我们飞去香港办点事,一上飞机目瞪口呆,发现过半乘客都戴上了口罩——基本上应该都是香港人。那时香港已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启动“严重”级别应变并严阵以待,但疫情尚未引起内地民众的警觉。我深深记得在网上看到专家说“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央视新闻通报8位造谣者被依法惩处,大义凛然地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而且我真的信了。

坐在飞机上环顾四周,我和铭基相互悄悄翻着白眼,都觉得香港是不是反应过度了,还暗暗嘲笑“香港人真的好怕死”……

我还清楚地记得,1月18号大家还在网上吃瓜痛骂“故宫大G女”,然后,从20号钟南山确定说出“人传人”开始,一切急转而下,世界翻天覆地,每天都有更坏的消息。

23号是我们春节全家出游的日子——回国后每年春节的惯例都是和父母一起出门旅行,按计划我们23号从北京出发,我爸妈24号从南昌出发。一大早铭基就把我推醒说“武汉封城了”,老爸也发来微信问“形势严峻,计划照旧?”是的,这时出行有被感染和扩散感染的风险,国家也鼓励大家原地不动;但说实话,我们还是不甘心为此放弃旅行计划,同时也心存侥幸,觉得也许没那么严重,尤其去国外应该没事儿吧……而且我们去的是炎热的东南亚,不是都说病毒不喜欢高温吗?

口罩和酒精消毒液已经买不到了,所幸家中还有点存货。在那之前,北京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然而23号当天在机场,目力所及九成的人都戴上了口罩,神情肃穆,忧心忡忡。飞机升空后,狭窄机舱里竟有种几乎能从皮肤上尝到的如释重负。

铭基凑过来说:“真的有点像逃离什么什么……”

我忍不住点头:“逃离西贡的最后一架直升机。”

出发当天我读到财新网对管轶教授的采访,他认为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文章出来一堆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说他哗众取宠制造恐慌(如今被狠狠打脸),但我相信他的专业性,而且他的预测与英国帝国理工科学家的模型推算都比官方数据悲观得多,令我惊疑不定,意识到事态也许空前严重。然而那时我们心中还有种近乎天真的乐观信念,觉得武汉已经封城,全国资源已大规模集结,也许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也许当我们旅行归来时,生活可以大致恢复常态——真是讽刺啊,此刻我坐在桌前打字,手机里充满末世气氛,窗外是凄凉死寂的京城。

之后的旅途回忆起来恍如一梦。我们先在曼谷待了两天,然后飞去新加坡,从那里登上“海洋量子号”邮轮,途经马来西亚的巴生港、槟城和泰国普吉岛,5天后又回到新加坡。印象中从未有过如此心神不安的旅行,每个间隙都在刷手机看新闻,就像在两个平行世界之间不停地往返——一边是阖家团圆,一边是妻离子散;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哀鸿遍野;一边是碧海蓝天,一边是水深火热。

无须讳言,旅途中常有快乐的瞬间。你会完全忘记了武汉的悲惨境况,沉醉于美景美食与天伦之乐。然而每当你一转眼重新想起那一切,感觉都像是被现实狠狠拍在脸上,再次被焦虑担忧压倒,更多的是没留在国内与大家共度时艰的羞耻与愧疚。还记得在邮轮上听船长致欢迎辞,人们端着酒杯拍掌大笑,笙歌鼎沸,欢天喜地。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仿佛在梦里一样,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荒谬而不真实。生命浮在那些欢声笑语中,越漂越远。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外自然也非“免疫”之地。到达曼谷时,泰国已有5例病患确诊,到达新加坡时当地也有4例,而且数字都在与日俱增。人群拥挤的地方已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到了国外一定能轻松买到口罩,谁知到处都已售空,新加坡各家商店直接贴出醒目的中文告示“没有口罩!”。如果不是在曼谷某个偏僻的小店幸运地买到了几包,我们回到北京简直要弹尽粮绝。

随着武汉和中国各地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急剧上涨,不断刷新的不只是我们对病毒与疫情的认知,甚至还包括了对自我的认知。由于新加坡的朋友不少,到达之前我们已经计划了三场不同的聚会,其中包括在一位本地朋友家里举行的、有30多人参加的大家族聚餐。直到另一位新加坡朋友忽然发来信息,说刚得知她不久前从广州飞回新加坡的航班上有人确诊,问我们是否介意,是否要取消见面计划——我们这才如梦初醒,蓦然意识到自己也可能会给这些本地朋友带来不便。说到底,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并非一厢情愿中的无辜者,而是可能携带病毒的外来威胁。

于是我们赶紧向朋友们一一解释并取消了所有的约会。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因为后来随着新加坡疫情蔓延,政府也开始管控那些接触过从中国来的访客的国民。在很多学校,家中有过中国访客的学生,必须自行隔离两周才能重回课堂。

登船前几日已收到邮轮公司的通知,说因为疫情严峻,很抱歉无法接收来自湖北的乘客。上船一看,中国乘客的总体数量显然也比往常少得多,甚至被越南大大超过。不少越南家庭和旅行团从第一天起就全程戴着口罩,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每次大家目光相接,我都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透露出丝丝恐惧。不过,其实中国乘客相互之间也躲得远远的,绝不轻易开口聊天,明显比平日里多了警惕——大概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关系。

 

随着疫情发展,我们的旅程也开始受到影响。邮轮之行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一大早忽然广播通知,所有来自中国的乘客不被允许下船。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明文禁止中国游客入境,估计是巴生港当地自己的决定。

第二天停靠槟城。同是马来西亚城市,能允许上岸的几率想来不高,中国乘客之间一片愁云惨雾——三站里有两站没法登陆,此行还有何乐趣可言?谁知一波三折,船方得到的通知先是“也许可以”,然后是“不可以”,不久又忽然变成“可以”——大家的心情如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槟城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美食众多,淳朴幽静,充满南洋风情,而且普遍对中国人很友好。我至今仍偏执地觉得,也许这就是槟城最终未将邮轮上中国乘客拒之门外的真正原因。

第三站普吉岛可算风平浪静。患难见真情,这一次泰国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暖心——免费治疗不分国籍,免除中国游客因疫情滞留泰国的滞留罚款费用,也没有对中国游客采取限制入境措施……普吉岛的许多小店都贴出了为武汉和中国加油打气的标语,甚至还有商家免费发放口罩。

然而当晚回到船上,猝不及防又有来自新加坡方面的坏消息:由于疫情的扩展,新加坡政府决定自2月2日零时起,禁止所有过去14天曾到过中国大陆的旅客入境新加坡。而我们的邮轮正是在2月2日回到新加坡,原本的计划是在新加坡再待一晚,第二天(2月3日)飞回北京和南昌。

这则通告来得突然,大家都不知该如何解读和反应。邮轮停靠在新加坡的码头,我们要下船自然就要重新入境新加坡。真的会禁止我们这种特殊情况的旅客入境吗?具体又会怎样操作呢?退回邮轮上应该不可能,会不会来几辆大巴直接把中国人拖去机场?如果当天没有航班,我们又该怎么办?像《幸福终点站》那样被困在机场吗?

焦虑困惑的同胞们涌去邮轮上的问询处,但船方工作人员也一问三不知,只是猜测能入境但必须当天飞走。爸妈从新加坡回南昌的机票并非每天都有,我们赶紧行动起来,买了2月2号从新加坡飞曼谷的机票,想着至少可以先飞走再从长计议。

(后来看到那些“恐怖邮轮”的新闻才感到一丝后怕,明白能下船已是天大的幸运了……)

这张机票最终没被用上,因为新加坡政府后来网开一面,只要求我们在入境的48小时内离开——刚好和我们最初的计划没有冲突。不过说实话,我们也早就想离开了。一路上的各种不确定性,各国民众避而远之的态度,再加上我们自身的愧疚和牵挂,这一切叠加起来,让一颗心沉重得无法再吸收任何游山玩水之乐。看看我爸,一路上几乎住进了手机里,在异国街头一边走一边戴着耳机听新闻,心思早已飞出十万八千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我理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恐惧。国家太小,无法承受疫情扩散的打击。这算某种歧视吗?其实也未见得。此行我并不认为自己遭遇了直接的歧视,但也的确在网上看到了不少“仇华”的歧视言行。可是我也想说,责怪国外歧视中国人的人,首先也请你们不要歧视自己的同胞。

我无法忘记在武汉封城之初的那些天里,网上对“出逃的武汉人”铺天盖地的攻击。到处都是用方言骂武汉人的段子和抓贼般的举报,所有出了省的武汉人都被视作移动的病毒源,无数酒店禁止他们入住,“土法封路封村”演变成舆论狂欢……真令人心寒啊,武汉人错在哪里呢?绝大多数人没吃野味,也没故意祸害别人。封城前离开的500万同胞并没有违法,而且大多数是在官方公布疫情严重性前离开的——话说回来,就算怀着恐惧自保之心,难道不是人之本性?

指责受害者是我们社会一个扭曲却常见的现象,在疫情面前更体现得登峰造极。记得吗?病患家的大门被一群人用铁杠封死,救治病人的医护人员被小区居民抵制回不了家……如果把防控疫情定义为一场战争,把疾病定义为敌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把错误归咎于患者和任何可能的患者,忽视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于是他们会为自己生病和可能生病而羞耻,从而更有可能隐瞒病情和行程。

而乖乖留在武汉的同胞们更是做出了巨大牺牲。封城后管理混乱,医疗资源严重超负荷,许多人得不到及时诊断治疗,轻症变重症,重症致死亡;而所谓的“居家隔离”又导致更多交叉感染不可收拾。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这座城市的人们几乎是被封锁起来一片接一片地赴死。相反,那些“出逃”的武汉人却的确在省外获得了更及时更充裕的医疗资源。看看省内省外天差地别的病死率吧,你真能在道德伦理上指责一部分人的逃生之举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武汉人”,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罢了。

 

疫情爆发后,非典时期的回忆排山倒海向我涌来。真没想到啊,时隔不到20年,我们竟要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少读者给我发来消息,说眼下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想起《藏地白皮书》,想到我和铭基在SARS蔓延时相识相爱,不失为某种残酷的浪漫。说实话,我只能苦笑。非典期间,我在大学封校前夕翻出校门,从当时的疫区北京飞去西藏,后来又为了爱情辗转多地,在外“流窜”一个多月后才回到北京。要放到现在,首先我很可能出不去,就算逃出去也肯定会被网友人肉,骂个狗血喷头——“你是想害死所有人吗?”

那时的防控形势和今日全然不同。当时人口流动性不高,SARS传播链相对清晰,疫情主要集中在广东和北京,大部分地区只需要隔离观察由京返回的人员。西藏游客寥寥,根本没人对我“防控”,偶尔有驴友知道我从北京来,也不过是开玩笑地假装打个哆嗦;非典时期北京的日常生活也几乎停摆,但与如今都在家里自我隔离不同,那时似乎鼓励大家去室外通风处做操运动,于是停课的校园里一堆人都在打羽毛球,外面不少餐厅都开辟了露天座位;那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全民戴口罩,甚至根本不知道口罩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很多人都是一个布口罩洗洗再用,甚至还有什么“铁口罩”的民间传说……

我在《藏地白皮书》里描绘过非典时那种压抑而恐慌的气氛——“忧乐未知,阡陌不识,死生无常,人生如寄”;在某程度上,我认为自己的人生观也受到那场灾难的影响。然而彼时到底年少无知,再加上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相对简单,手机和网络都算新兴事物,信息渠道唯有报纸和电视。看着新闻里与日俱增的死亡人数,虽然心惊胆战,但没有故事,没有细节,没有现场感,终究像是水中望月,少了真实的切肤之痛。

经过17年的发展,如今的人口流动是非典时期的6倍,又刚好遇上春节,大大加剧了病毒的扩散。这种高速而广泛的传播是2003年不可想象的。身陷地狱的那种恐慌、惨烈、愤怒与绝望在手机另一端全程现场直播,而这一秒还在围观的人也许下一刻就变成了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仿佛正在亲历一场末日海啸,眼睁睁看那滚滚洪流吞没周遭的人,心里清楚自己正在见证惨痛的历史。这一次,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出发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再次戴上口罩,严阵以待,准备迎接海啸的洪流。爸妈眉头紧锁地捧着手机,我在后座帮毛衣整理口罩,铭基从前座回过头来沉默地看着我们。我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再次想起了《藏地白皮书》。是啊,那时我们是无知无畏的年轻人,不顾父母的担忧劝阻,一意孤行东奔西跑;如今却已加入了中年人俱乐部——地球上最怂的群体,上有老下有小,不敢死也无权死。你的生命不只属于你自己,就算为了家人也得小心翼翼地活着。

 

回到北京恍如隔世,短短10天却像是换了人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的那一刻,北京城惨白而缄默地出现,杜甫的诗穿越千年直抵人心。

在家隔离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你知道自己正身处一场特殊的战争(而它所谓的“胜利”也不过是把人命的代价降到最低),战争时期的生活充满未知而不可控,你像被流放到漂浮的冰块上,不敢去想冰块什么时候会溶化,迫切地希望这一切有个尽头;另一方面,在舒适的家中体验兵荒马乱,你知道自己已属最幸运的人群——至少一家人齐齐整整,不用冒险奔波,无须忧心食宿,还有书本网络可以解闷。

但不知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只能看灾难片,读那些有关医疗和疫病的书籍,完全无法承受任何轻松“正常”的话题。这显然是另一种“鸵鸟”的表现,就好像自己还有日常生活这件事本身已然构成了某种背叛。

身为一个长期自我隔绝的写作者,其实我的日常生活变化不大,只是多了许多与家里那头“神兽”正面交锋的时间。幸好神兽有遗传到我和她爸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对一切变化都适应得很快。除此之外,生活表面上的改变也不过就是一周只出一次门,每天只洗一次脸,一到晚上就想喝酒,还有近乎疯狂地想念哈哈镜的牛蛙鸭舌海鲜菇,以至于每天都上“美团”焦急地打探——唉,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想我……

我爸说这种生活状态让他想起朱利安•巴恩斯的《梦》——我们父女俩都很喜欢的一篇短篇小说。悠长的等待,在生与死之间,就像身处虚幻的天国。不用工作,有吃有喝,见不着熟人朋友,没有任何真实的事情发生。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好像住进了日本的枯山水, 一切枯淡幽玄,只能自解自悟。

更具真实感的反倒是非日常的世界。我从来都不是微博的重度用户,但这些天来几乎时时刻刻在刷微博,反复经历一场场小型精神崩溃。你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能再看了,再看精神要出问题,但还是忍不住再次拿起手机自我折磨。我相信但凡密切关注疫情新闻和求助信息的人都会患上不同程度的PTSD,更无法想象武汉人和那些奋战在一线的人们究竟在经历着什么。

微博也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分担痛苦的感觉,就好像大家都团结在一种没有物理界限的东西里。个人的痛苦变成了群体痛苦,群体痛苦又变成了个人的痛苦。有“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哀伤与愧怍,有对无数挺身而出搭救众生的普通人的尊敬和感动,还有太多太多的愤怒、困惑和无力——有时夜深难眠,被发拊膺,直想如辛弃疾那般连声大喊“杀贼!杀贼!杀贼!”

最令我愤怒的,当然是这场巨大的灾难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你看过《第一财经》整理的从12月1日到1月23日的时间线,就会看清早早出现的疫情是怎样离奇地被轻视又反复拖延。武汉的警铃早有机会被拉响,我们原本不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跟SARS相近的冠状病毒,却没有第一时间当作人传人来看待(难道不是“人不传人”才需要更确凿的证据吗?);不明白第一批卫健委专家组为什么要把诊断标准定得如此严苛离谱——非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没去过的就不能确诊——这岂不是先认定没有人传人,然后以此来定标准去诊断,诊断出来果然没有人传人?简直是“22条军规”般的荒谬;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在武汉和湖北两会期间卫健委的对外报告是“零疫情”,这到底是内部的揣摩还是哪位领导的指示?为什么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发出一级响应,而1月19日武汉还如期举办了什么万家宴?……

我不知道网络直报系统为什么没起作用,拖延疫情的人到底是谁,错在瞒报还是轻视还是误判,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只看到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支吾其词、互相甩锅。其实疫情至此,显然是多方合力犯下滔天大罪,谁都没有推诿的余地。可恨最宝贵的防控窗口期就被这些人白白浪费,战机贻误,再难挽回。病毒大举入侵,铡刀高高举起,而人们转过脸去,露出微笑,歌舞升平。

现在还有许多人在歌颂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十天建好一座医院的奇迹、“全民齐心群防群控的团结精神”……可问题是,如果第一时间公开和防控疫情,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经历这场国难,不需要建这些医院,不需要封城封省和全国支援,更不需要牺牲这么多条人命!

 

辗转反侧的夜里,常忍不住想倒转时间,从无数事件的折缝里钻回去,重启2019年的12月,挽回所有的不幸。但心里也清楚,只要穿越回去的我仍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历史就不可能被更改。而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我会成为第9名“造谣者”被传唤,在训诫书上屈辱地写下“能”和“明白”。

是的,时至今日仍没有一天不想起李文亮医生。从他去世的那个夜晚的暴怒痛心,到如今成为心中死去的一小块。朋友圈里难得的众怒和国葬般的哀悼其来有自:一是悲愤于为众人抱薪者竟冻毙于风雪,蒙冤受辱的医生死在他蒙冤的起点;二是物伤其类,谨小慎微又良知未泯的普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所遭受的耻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耻辱,他的命运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三是因为大家都想要一个公道,至少是一个道歉——不只是对李医生,也是对我们所有人。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实是:也许李医生的“吹哨”并没在真正意义上抵达大众层面,但他被视为“造谣”而遭到传唤训诫的事情却通过央视大张旗鼓地曝光,如果没有这么高调的“辟谣”,公众也不会那么容易轻判疫情;另一方面,根据中疾控论文的新数据,去年12月31日前已有感染者104人,15人死亡。如果早在那时就努力防控和提醒公众,而不是忙着训诫医生、大力辟谣,就只有100多个人和他们的接触者需要隔离,根本不需要让整个国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就是大家纠结难解的心结,是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问责,是对真相的渴求和捍卫。所谓公道,不仅是“你没错”,更是“我错了”。

讨论公共事务时,我讨厌“造谣”、“辟谣”、“不信谣、不传谣”这样野蛮粗暴的表达。它的野蛮在于只认定官方的一家之言是唯一可信的信息(其审核标准往往是政治标准而非公共利益),并以此为手段钳制一切自由流动的信息。问题是如果官方发布假信息该怎么办?“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谣?“儿童不易感”算不算造谣?湖北省长说“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算不算造谣?

更何况,事物常在发展之中,人的认知过程往往会走弯路——不明病毒已经给了人类足够多的教训,令我们意识到自己并非时时刻刻真理在握。如果你把那些由于信息和认知局限而产生的“不实信息”统统打为“谣言”,就一定会为这种傲慢无知付出代价。

其实谣言不可怕,不实信息也不可怕。在一个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动的环境里,信息的修正能力是很强的,人们也自然能学会在众多信息中去筛选、分辨和判断。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言:“一切谬误,只要可以自由反驳,就不会危险;任何真理,只要不允许批评,一定是谬误。”

大肆使用这类词汇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在于:长此以往,你会把倾向性明显的“造谣——辟谣”与中性的“质疑——回应”相混淆。当你习惯了这种斩钉截铁、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语言,公共讨论便会陷入“动机论”的泥沼。事实上,对权力保持质疑和监督乃是公民的职责和权利;而权力若要赢得信任,就应善待民意,面对质疑(哪怕是过度的苛刻的质疑)要第一时间回应,如此才能在一次次考验中建立公信力。

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更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所以不要轻易说出“造谣”、“洗地”、“带节奏”、“境外势力”这样立场先行的语言,不要习惯于“毫不留情”、“坚决维护”、“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局为重”这样高度统一和僵化的语言,不要沉迷于“阿中哥哥”、“我兔”这样精神传销式的饭圈语言;因为这种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往往默认公权力可以以正义之名不受制约,为了“大局”可以牺牲掉个体的权益,把本应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变成了国家的脑残粉。

我甚至觉得,孕育了这种语言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恰恰就是这次疫情的罪魁祸首之一,很有可能还会让我们再次陷入灾难。

 

疫情暴露出的另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抛开最初隐瞒疫情导致的局面失控,其实从政府响应速度来看并不算慢,也的确已倾举国之力,然而准备不足,决策失误,应对迟钝,加上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于是基层疲于奔命,问题层出不穷,处处捉襟见肘。

最大的决策错误应该是封城之初被动的量力收治。没有把“确诊、疑似、发热、密接”四类人员分类对待,让患者居家隔离造成交叉传染,取消公共交通又导致大量病患和疑似病患在求医路上到处奔波而扩散疫情;然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火神山雷神山,没料到光每日新增的确诊人数就已超过了这两家医院的床位;等到开始通过方舱医院和民间隔离点以及大规模医疗支援等方法来应收尽收时,已经差不多过了两周的时间……

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更早地发生?如果早点对疫情规模做科学的估计,如果早点建方舱医院,如果早点把病人从家里弄出来,如果早点集结医疗资源……真的会有这么多重症和死亡吗?

后来的“应收尽收”和“清零”,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之前的决策是巨大的战略错误。可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决策由谁做出,经过了怎样的考量,有过什么样的备选方案,又是何时意识到其中的错误……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被允许知道,自然也就无法讨论这些错误,更无法避免将来的错误。也许这就是我那深刻的无力感的来源——极少数人掌控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而我们只能祈祷他们少犯错误。

看了财新的特别报道《艰难的“清零”》,才发现武汉在做出封城决定的时候,基本上是毫无准备的,具体管理上也是一塌糊涂:让轻症患者在家自我隔离,没说转重了该怎么办;把公共交通都停了,没说病人该怎么去医院;让基层社区做好防疫工作,却不提供任何实质帮助。

看完以后觉得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真是太难了。一边是苦苦挣扎、求医无门的恐慌病人,另一边是只发布任务、却不为社区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也不帮助协调困难与障碍的街道和上级部门。于是社区只能填表、汇报,第二天更新情况再填表、再汇报,周而复始,有心无力。

与这种庸政和懒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力量的专业和高效,以及一个个普通人的朴素善意与非凡勇气。媒体报道中一个格外突出的例子是那个搞定金银潭医护难题的快递小哥——他先是接送因限行而难以出行的医护人员往返金银潭医院,随后组织招募志愿者,联系摩拜、滴滴、青桔单车等解决医护人员出行问题,之后又联系餐厅解决医护人员吃饭问题,买羽绒服买鞋解决医护人员保暖问题……

难怪有人评论说“一个小哥抵得上一打武汉市长”。发现问题、组织协调、统筹调度……这些本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需要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但为什么各级官员不作为呢?为什么连医护人员上下班都没人管?大概是没有像这位小哥那样深入一线想人民之所想吧。

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沉疴顽疾。在这个体制中,各级官员只需承受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向下方更基层的官员和被治理者负责(而且后者也没有问责渠道)。于是渐渐形成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共识,而且干得好是领导英明神武,干得不好是基层能力不行。这种上层与下层的切割,和驻美大使答记者问时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切割一样,都是由同一种治理逻辑驱动的。而当每个人都以“多做多错”的思维来做事,你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倾尽所能去解决问题。

事实上,从早期担心影响稳定而压制舆论瞒报疫情,到面对危机时各部门官员的迟钝失误,再到政治任务下基层组织各种粗暴混乱甚至非法的高压管制(只因没戴口罩就被当街掌掴或捆绑游街等等)……这一切都并不能归咎于某几个“害群之马”,整个体制是应当被反思的对象——正如周雪光教授所说,“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即使如新冠病毒一样丰富的信息,也缺乏从地方到高层的有效信息传递。”

所以它看似完美强大,其实一直漏洞百出,没出事只不过是侥幸没出事而已。看看最近的济宁任城监狱大面积感染却不通报的新闻,显然武汉的悲剧并非偶然,它只是平均水平的中国。就算病毒随机选择了另一座城市,我们很可能还是会掉进同一条苦难之河。

“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不匹配和对接不畅。政府希望事事主导,包办一切,却没有意识到那种“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机制已然落后于时代。在这次疫情中,来自企业、民众和公益组织的援助都很积极高效,可往往支援物资已高效运到,却因为政府低效的调配能力(中间环节过多、管理方式落后)造成物资梗阻,迟迟无法发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互联网时代的物流网络和科技手段如此发达,民间力量也已非常强大,却一直没被充分激活,实在是很可惜。希望经此一“疫”,政府能学会适度分权,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民间机构。毕竟,家长太过强势,孩子就会变得更加软弱可欺。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赖。

 

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用了很长时间。写到这里的时候,局势看来正渐渐好转,当然也只是相对之前哀鸿遍野的惨况而言。即便是在此刻,网络上仍有大量的呼救和求助,比如时至今日仍未被排查的小区居民,比如因全面封锁而导致的人们购买基本生存食物的困难(尤其是那些不会网购的独居老人和基本没有物业可言的小区),比如被新冠患者“夺走”床位和治疗机会的其他类型重病患者,比如特殊人群(癫痫病患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因疫情面临断药的问题……更不用说大批在疫情中停摆的中小企业很可能活不过这场灾难,许多普通人将面临失业断粮的危机……

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往往也意味着要为了“大事”牺牲掉许多小民的利益——这是悲剧而不是胜利。当你赞美这种力量和“胜利”时,别忘了这次你只是刚好属于“大局”的那一方,下一次也许就是被牺牲掉的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武汉人。

我也痛恨“多难兴邦”这个词。首先这根本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上从没见过多难能够兴邦,只见过多难终致覆国;说到底,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承受着苦难,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那些在苦难中死去的人,难道你要感谢他们用生命完成了“兴邦”大业吗?我们的国家当然能挺过这场灾难,但很多人不能。那些平民百姓、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他们都已被埋葬在了这个冬天,“兴邦”对于死者又有何意义?

更何况,如果纯是天灾,我们只能认了,然后咬牙扛过去。如果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祸呢?别忘了这场国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至少20天的黄金期,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错过了。若只一味歌颂“众志成城”、“多难兴邦”,怎么听都像是在麻痹民众问责的神经,掩盖社会治理的失败。别忘了,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都在天上看着呢!

可以想见,疫情结束之时,一定会有人高喊着口号把丧事喜办,把国家解释为唯一的拯救者。 免职几个官员,然后全能政府神话卷土重来,继续唱同一片盛世太平,而真相、问责和反思再次被遗忘。于是当下一次灾难来临,谁又能幸免?

所以不要相信,不要忘记;不要习惯性地站在老大哥的角度去体谅和合理化之,普通人和权力之间天然不对等,权力永远需要监督和制约;不要去标榜“牺牲光荣”,不要对普通人道德绑架,不要用民族情绪去挟持个体的基本权益;不要被“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这样的鬼话迷惑,制度没有绝对完美但有相对好坏,好的制度允许犯错,但接受批评,能够自我纠错,而坏的制度只会解决那些提出批评的人;不要忘记真话的力量,真话不会引起恐慌,真话才是救命良药。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些“负能量”。他们说你带节奏煽动情绪,他们说那些呼喊和求救会引起恐慌,他们说政府已经这么努力了你看不到吗,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去赞美那些伟大成就和英勇无私……基本上,他们只想活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世界里,拒绝看见任何难堪的细节,也不想听见同胞的哭声,就连前线医护表示防护服不足,女孩哭亲人得不到救治,或者问责疫情应对的失误……都令他们紧张得握紧了拳头——大局当前,怎么能这样损害祖国母亲的名誉呢?怎么能让境外势力有机可乘呢?

另有一种“训诫”是“做实事”论,即“你行你上”的另一个版本——你又不在武汉又不上前线,键盘侠有什么资格批评抱怨!就好像,如果你没去一线,没当志愿者,至少也得捐个一千套防护服什么的,否则就无权表达不满。

“如果你觉得xx不好,你就去建设它”——更鸡贼的版本,其实也是同一个配方同一个味道。言下之意是你不去建设就无权批评,顺便把你的不满等同于你自己的无能。问题是为什么建设和批评非得搞对立呢?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同时既为国家做贡献又行使公民权去质疑监督呢?对于建设而言,赞颂反倒不是必要的,批评和问责才是——别忘了红十字会的许多积压物资就是在质疑批评之后才分发到了一线医院。

网络上这类口水仗由来已久,这一次只不过是换了个背景。民意的割裂也许源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也许源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许只是思维方式的分歧——一些人认为指出问题就是在给国家添乱,是搞破坏,是不团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如此才有解决的可能,进步的希望。

而更有可能,普通人之所以相互缠斗不休,其实是源于某种共通的焦灼和无力感——无权参与治理,无从得知真相,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只能继续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同时把这无处安放的情绪发泄到对方身上。

 

但我又不想被这种无力感所淹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下这些可能根本没人有耐心读完的文字,说着那些远比我博学的人早已更充分更精妙地阐释过的观点。我希望能记录下这个特殊的时期,至少是记录下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某种意义上,我是在用叙述来疗伤,来救赎自己;或许也有反抗的成分——因为删除从未停止,封口政策日益严厉,记录本身便已是某种反抗。

更多的还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吧。不要忘记这些日子的愤怒,珍重愤怒的价值,体会愤怒的代价,灾难过后继续保持愤怒和批判性;而不是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回到那个温软的幻梦之中,渐渐对他人的经历失去痛感。

也不要忘记学习思考,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质量。这次疫情令我体会到瘟疫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也开始通过书籍去认识科学、政治与疫病传播的复杂互动。而最近格外令我心有戚戚的是公共卫生防疫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的不同策略)。如何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辨识当中无可回避的政治理念与社会道德,尽可能细化公共利益的边界,避免国家以集体之名滥用权力,这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应当关注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做一个人。是的,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做一个人,就像北岛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一个用人的语言说话的人。一个有个人记忆而非国家记忆的人。

而总有一天,世界会需要你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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