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咖啡店

 

住在英国的时候,咖啡店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个外卖热饮的地方。我甚至都没喝过几次咖啡——在这个茶文化深入人心的国家,人们习惯于靠一杯热茶来社交、提神、抚慰灵魂。后来去拉丁美洲旅行,茶叶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太多的咖啡园和太不公平的贸易。整天被咖啡文化熏陶着,即便在穷乡僻壤都能喝到上好的咖啡,我渐渐也身不由己地爱上了这一口。虽然鉴赏水平依然很低,回国后却也煞有介事地买了咖啡机放在家里,早起时灌下一杯,感觉这条命完全是咖啡给的。

泡咖啡店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不过短短十年的时间,曾是“舶来物”和“奢侈品”的咖啡店已经在国内大小城市遍地开花。品质良莠不齐,从天堂到地狱,中间还有无数个层级。里面也许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刷着手机的人们。我喜欢无所事事的感觉,但不能理解为什么朋友见面的情景也是各自刷着手机而不是与对方聊天。

记得刚刚回国的时候,有一次在咖啡店等朋友,邻座的两位女生显然是好久没见,伴随着一声惊喜的尖叫,她俩互相拥抱了十秒钟,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们坐下以后立刻拿出手机和相机开始自拍,然后是互拍,然后是自拍合影,然后是专心致志地修图……整个过程持续了足足15分钟,宛如一套训练有素的机械程序,中间除了偶尔几个拍照的指示,几乎没有任何交谈。而当照片P好,发送成功的那一刻,两个人就好像忽然被拔掉插头一样回到现实世界。“怎么样?最近好吗?”她们异口同声地问候着对方——一个延迟了15分钟的问候,脸上回归了正常人类的表情,刚才的一切彷如一场幻梦。只剩下在一旁目瞪口呆的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

那时我还不知道,今后的自己也将会在咖啡店里消磨掉一小段一小段的人生。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在咖啡店里工作,经过痛苦而徒劳无功的家中实践才明白了其中缘由。家里太舒服又太自由,不适合写作这种对自律能力要求极高的苦差事。尤其是多了一只“幼兽”之后,从此家无宁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当妈的自己又长期睡眠不足,一看到床就身不由己地想扑上去,根本顾不得什么自我、什么工作。总而言之,在家里我看不到自己身为“写作者”的人格,只能看到一个穿着睡衣神思恍惚的母亲,周遭笼罩着一团奶味儿的迷雾,因为负担着各种自己负担不来的琐碎杂务而显得大义凛然。

而另一层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出外写作这一举动本身所带来的“仪式感”——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在同一时间走进咖啡店开始工作,隔绝家务琐事,度过短暂而珍贵的几个小时,无论有没有成果。这一切让你觉得自己至少是在严肃地对待写作这件事。前不久看到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访谈,他说作家就像店主,你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都开店,等待顾客的光顾。如果有顾客来,这是非常好的一天。如果没有顾客来,你也在做你的工作,看店等待。

所以我正是在一家咖啡店里照看着自己的另一家小店,就像在故事里讲述着另一个故事。 刚搬到北京没几天就找到了“我的”那家咖啡店,它离我家走路不超过三分钟,安静整齐,既不故作时髦也不过分清新。里面有一整面墙的书,还有无处不在的鲜花,灯光亮度刚刚好,有种让人沉得下心的氛围。店员礼貌而不过分热情,对顾客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漠然。

老实说,这家店的个性不甚鲜明,缺乏那么点让人动心或惊叹的东西。可这种温吞和暧昧似乎正是我需要的。它给了我一种能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感觉,即便只是几个小时而已。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需要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照看自己的小店,而当我因为“顾客”迟迟不来而心浮气躁时,也可以探出头去默默观察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出外写作的好处,在家里你只能看见走投无路的自我。

这种感觉跟旅途中的某些时刻惊人的相似——坐在佛罗伦萨或哥伦比亚的某个露天大广场上,捧着一杯咖啡,盯住往来的人群看上一个小时,第二天再换个位置继续看。和露天广场一样,咖啡店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看见过正在做直播的网红,皮肤白得透明,鼻子好像刚由迈克尔·杰克逊的整容医生做出来,很难想象她的人生中可以不戴假睫毛超过十分钟;清华毕业的美国海归,正在创业做一个在他看来无比重要的项目;年轻的服装设计师旁若无人地一次次去洗手间试穿自己设计的礼服,让同行的朋友拍照记录;戴眼镜的外国男人在电脑上奋笔疾书,脸上带着一种精明的、庄严的忧虑;模样干练的中国姑娘对着手机又快又响地讲着西班牙语,两道浓眉紧紧拧在一起……而更多的是像我一样把咖啡店当成自己工作室的人,每天定点过来“上班”。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却并不知道彼此究竟在做什么。

就连窗外也有风景可看。马路对面的美发店店员在门外机械地做着广播体操,或是某种愚蠢古怪的舞蹈,其中包括像洗澡一般擦洗身体的动作;生意一直很差的健身房使出了新招数,让一群健身教练在人行道上来回地小跑,一边还高喊宣传口号;刚开业的重庆火锅店门口整齐地站着一排员工,女经理正在趾高气昂地训话,喊着“稍息、立正”,还让他们挨个报数,简直像是一场羞辱……就个人而言,同胞们往往害羞内敛,然而群体的绝对数量似乎赋予个人以“天然合理”的力量,一旦汇入群体之中,个人便可以隐匿和消亡自我,毫无顾忌地做起傻事来。

 

我喜欢咖啡店,也许因为那里是生活连接处,而不是重现家庭生活场景的卧室和客厅。人们像河流一样,在这里相遇交流,对外表现出自己最愿意呈现的那部分自我。我是个观察者,得以很浅地进入他人的世界,也可以随时离开,毋需承受任何人情交往的负担。总体来说,咖啡店里流动着的几乎全是些无用的话语。再进一步说,咖啡店也根本就是个无用的场所。可是这个世界就是如此需要无用的东西,要是什么都有意义的话,那可真叫人喘不过气来啊。

在写作的空白期间,我会以一种无用的热情记录下飘到耳边的只言片语——就在此时此刻,邻桌身形丰满的姑娘正说着“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胖,好多老外都喜欢找我”,声音里带着一种伤感的愉快;身后那个开心麻花的年轻演员告诉同伴“马丽和我一样,都是签的戏约”;角落里的女孩则忽然迸出一句“这根本不是爱情!”……也许它们满足了我猎奇或窥私的心理欲望,但更多的时候,我视它们为一种寓言,一种不带任何说教或寓意的寓言,一种无法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或得出任何结论的寓言。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店里遇见两个外形极其出色的男生(简直是福利!),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两人都是兼职模特,都是美籍华人,说话半英半中,听谈吐也像是well educated and well travelled。有一次他们热切地谈论起墨西哥最热门的海滨度假地坎昆,各自回顾了在那里留下的美好记忆后,其中一个忽然幽幽地说:“对了,墨西哥的首都在哪里啊?”

一片难以置信的沉默。两人大眼瞪小眼。我起初以为他们是一时想不起来,后来才发觉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面面相觑了好半天,另一个人率先决定放弃。“Never mind,”他耸耸肩,“we are Americans, we are not supposed to know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和旅途中一样,在咖啡店里你也渐渐会意识到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相当无知的。当然啦,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

一般来说,咖啡店里的人们都在做着“正当”的事情,但偶尔也会有些不速之客。欧洲杯的时候,由三、四个人组成的“非法赌球小分队”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临时基地。他们旁若无人地不断打着电话,发着微信,在纸上做记录,间中夹杂着无数粗口和调侃。为首的人称“博哥”,深思熟虑沉默寡言型,说话干脆利落——“你告诉我现在能开几个号?四五个?我等着你带我飞呢刘哥……法国?法国负两万!罗马尼亚小球五百!”

穿着花裤衩和人字拖的小哥却永远无心“工作”。他总是以标准的“北京瘫”姿势窝在沙发里,从下巴颏往外说话。他最大的爱好是从自己的手机里找出各种漂亮姑娘照片给博哥看,一副皮条客的嘴脸。“博哥博哥你看这个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我见过,真的不错!大蜜范儿!”博哥则总是回以一个简明扼要的“滚”字,但花裤衩仍然不屈不挠地举着手机往他鼻子跟前凑:“博哥你听我的,你就看一眼!就一眼!”

他们的噪音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很想像博哥那样向他们致以一个“滚”字),但有时也忍不住被悄悄逗乐。花裤衩这边正吹嘘“澳门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另一位同党在一旁用手机查看北京道路拥堵情况后,气急败坏地打断了他:“你麻痹还澳门香港呢,我他妈连二环都进不去了!”

有一天花裤衩向我借书一用——用来垫在他们那张赌球记录纸下写字,懦弱的我也只能从命。书还回来后我再也受不了了,决定逃离此地。博哥却忽然抬头对我诡异地一笑:“书里有东西。”

回家后我才敢打开书,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写了手机号码的小纸条。或许,到了我这个年纪,理应对任何此类小纸条高唱“感恩的心”,又或许我应该感到恐惧。可是,真的,没有窃喜,没有感恩,没有厌烦,没有恐惧,只有一阵深沉的荒谬感从心底升起,就像一条冰冷的鱼死在胃里。

 

和赌球小分队的“扰民”程度有一拼的,是那些看上去更斯文更精致的微商。她们是絮叨不休的独白演员,所幸演讲内容不具杀伤力。“你自己一定要用这个产品,才会有感觉……”身后的女人已经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一个小时,几个女生众星捧月般围绕在她身边。“……不用再跟我老公要钱了,现在我比我老公挣的三倍还多!”她骄傲地停顿一下,“我现在美美的,走出去震撼全场!”

我拼了老命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要立刻回头去看她究竟是如何“震撼全场”的。

还有形形色色的“影视圈人士”们也总在震撼全场。由于帝都流行一种“在咖啡店谈事儿”的风气,你能从咖啡店里的话题感知到当下的潮流和趋势——各种app创业的热度骤降,现在人人都在搞影视谈IP。曾经的A轮、B轮和动辄上千万的融资额从咖啡的香气中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天花乱坠的投资人、导演和明星大腕的名字,说话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面的人听得如痴如狂。

楼下的半隔断小包间里,一群编剧正热烈地讨论剧情:“……后来,他就看到了那棵树!他瞬间就想起来了,这就是他们的那棵树!……”而楼上就另有一位“电影界人士”正在激动地向友人诉苦:“你跟编剧想提个意见的时候,编剧觉得你什么也不懂,他就去找郭总告状……然后营销部呢又……我这边呢,感觉是剥夺了我这边的创作能力,没有话语权……我反正不认错,走就走!”

哪里有新奇,哪里就有见多不怪的厌倦。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在头脑中给人打上固定标记,但也的确有自己最厌倦的那类顾客人群。他们往往是上了年纪的大叔,手上戴着我叫不出名字但显然很昂贵的什么串珠,喜欢穿中式布衫,有一口钱能买到的最白的牙。远远望去,环绕在他们身边的雪茄烟雾和年轻美女让这个世界看起来富庶美满。可是,只要你听到他们的对话,看到他们的身体语言——带着讨厌的男权主义的自鸣得意,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另一种可能性——上了年纪只是让男人更专横和刻薄,人们大概把这个与智慧混淆了。

当然,我也有自己最喜欢的顾客。那是一个中法混血小男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有时他的爸爸会在傍晚带他来吃饭,我猜那或许是妈妈出去“做回自我”的日子。在吃饭之前,小男孩会打开iPad问爸爸可不可以看动画片,爸爸则总是对他做同一个手势。然后小男孩会站起来,用字正腔圆的中文挨个征求周围每一桌人的同意。“我想要看一些法语的动画片,不会打扰你吧?我会很小声的。”他永远那么有礼貌,像个小小绅士,一本正经又落落大方。哪里会有人忍心对他说“不”呢?

 

在电影里,当主角搬到一个新地方——即便他因为杀人越货而蹲过很久的监狱——也很快会在当地的超市、餐厅、酒吧,或是喝第一杯咖啡时,就遇见一个走进他的生活、并很有可能发展成朋友或恋人的陌生人。可我搬到北京已经半年了,在咖啡店度过了几百个小时,却只遇见了一个愿意和我说话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井水不犯河水地相邻而坐。她待在咖啡店的时间比我更长,往往从开门一直工作到打烊。短发的外国姑娘,眉宇间英气勃勃,一双慧黠的眼睛藏在黑框眼镜后面,手臂上有个伦敦地铁标识的纹身——这使我一度以为她是英国人。她的电脑屏幕上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照片,我猜想她是个平面设计师。

有一天,我们的鼻子同时探测到了一股烟味。咖啡店内禁烟,我俩同仇敌忾面面相觑,却又都很怂地不想多事,直到旁边的另一位顾客忍无可忍地去找店员赶走了抽烟的人。不记得是谁先跟谁说的话,总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叫S,来自意大利的南部小城,的确是位平面设计师,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她曾在利物浦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英国爱得深沉。认识她的时候,英国刚刚投票决定退出欧盟,S对此忧心忡忡——她担心以后去英国工作就不再容易了。

S来中国的决定十分突然。她不是那种游历特别广泛的姑娘,此前也从未来过中国。只是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申请通过后便立刻飞来了北京。“好像做梦一样,”她说,“稀里糊涂地就来了。”她的老板最近有事要放一段时间的长假,于是她也不用每天去公司报到,只需在家办公。可是,我们小区那段时间正在进行一项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外墙翻新改造工程,每天早晨七点就开始机器轰鸣噪音不绝,离她的卧室只有一米的距离。她实在没法在家工作,于是找到了这家咖啡店。

这个意大利姑娘对北京的感觉很复杂。她认为胡同很美,喜欢老建筑、野长城和充满活力的都市节奏,对于网上购物和送货服务之便利感到不可思议——“我在网上买了一张桌子,然后桌子就来了,直接来到了我家里,”她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我是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么方便?在意大利我们好像还活在中世纪……”然而与此同时,她也不习惯要翻墙才能上google和facebook,令人发指的交通,各种对于规则和秩序的无视,以及(尤其是身为一个南意大利人)没有海滩的夏天。

我对S总有种微妙的同情,也许因为她令我想起了当年初到英国的自己,也许因为她的整个身体无声吐露出的那股巨大的寂寞气流。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没有中国朋友,外国朋友也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孤独得像一头失去了组织的小兽。她总是独自在餐厅吃饭,常常不知道要点什么菜,希望能找到一个英文的订餐外卖app来拯救自己(后来我告诉了她)。由于住在同一个小区,晚上散步或跑步时常能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小花园里,一边默默抽烟一边听着耳机里的音乐。

“哪天我们请她来家里玩吧,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我对铭基说,“一个人怪孤单的……”

当我们说“哪天如何如何”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我们短时间内都不会去做这件事,而且很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做了。从某一天开始,S不再在咖啡店出现。从朋友圈的状态得知她搬家了。而当我们再次在微信上联系的时候,她说已经离开了原先那份工作,即将回国度假。而如果最近正在面试的新工作没有消息的话,假期结束后她就不会再回来北京了。

我感到了一阵淡淡的惆怅,又随之融化在了空气中。毕竟只是在咖啡店认识的朋友啊,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咖啡店只不过是个生活连接处。

“对了,咱们小区那个外墙改造工程怎么样了——那个每天把我吵到要发疯的工程?”她忽然问我。

“你们那边改造完了,后来进行到我们这一边,也是吵得要死。”我说,“但是……”

她打出无数个哈哈哈哈哈。“但是什么?”

“忽然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我告诉她,“出了个事故——特别特别可怕的事故。”

“发生了什么?”

“一个工人从16楼摔下来,当场就死了。”

“我的天哪!!!”

“所有工作马上就停止了。我猜他们现在正在搞事故调查吧,肯定是安全措施出了问题。”

“当然啦!”隔着手机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气愤,“他们哪里有什么安全措施!”

我俩默然无言。除了“sad”、“terrible”、“unbelievable”这些词语,也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对话结束了。我俩的交集是因这项工程而起(否则她也不会去咖啡店工作),却又终结在工程中的一出悲剧。

就像之前说过的,这些人,这些无用的话语,这些短暂的相遇,也许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仍视它们为一种寓言——一种不带任何说教或寓意的寓言,一种无法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或得出任何结论的寓言。说到底,重要的不是在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而是你认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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